一.關于公款被挪用后的用途問題

在司法實踐中，公款被挪用后的用途是五花八門的。

第384條把各種不同的用途概括為三種：

一是用于非法活動;

二是用于營利活動;

三是用于非法、營利活動之外的其他活動。按照本條的規定，挪用公款用于非法活動的，一經挪用就構成犯罪，沒有數額和時間的限制;挪用公款用于營利活動的，只要達到數額較大的標準就構成犯罪，致于時間長短，在所不問;而挪用公款用于非法、營利之外的其他活動的，則必須是既達到數額較大的標準，又超過三個月不還的才構成犯罪。這說明，該條是把公款被挪用后的用途作為挪用公款罪的客觀要件加以規定的。筆者認為，這一規定在刑法理論上缺乏科學性，值得進一步商榷。

在刑法理論上有犯罪目的和犯罪動機之分。犯罪目的是行為人通過犯罪行為期望發生危害結果的心理態度，犯罪動機則是刺激行為人實施犯罪行為的內心起因。例如，盜竊犯實施盜竊盜竊行為的目的是非法占有他人的財產，而實施盜竊行為的動機則可能是為了揮霍享受或解決家庭困難等等。同樣，在刑法理論上也有目的行為與動機行為之分。目的行為就是為實現犯罪目的而實施的行為，如盜竊行為;動機行為則是目的達到之后為進一步滿足動機而實施的行為，如盜竊之后用盜得的款項為親人治病的行為。就犯罪目的和犯罪動機的性質來講，目的總是違法的，而動機則不一定違法，比如，為給親人治病而去盜竊，其動機就不是違法的。就行為對客體的作用來講，總是目的行為侵害客體，而動機行為則不侵害客體或者侵害另一種客體(但當動機行為侵害另一種客體時，就另一客體來講，原來的動機行為又成了目的行為)。因而在刑事司法中，總是根據目的行為定罪，而不是根據動機行為定罪。也正因為如此，在刑事立法中，只能把目的行為而不能把動機行為規定為犯罪的客觀要件。這在刑法學上屬于最基本的刑法理論，在刑事立法上也屬于最基本的立法規則。把這一基本規則應用于挪用公款罪上，就可以清楚地發現，第384條對挪用公款罪客觀要件的規定是不合乎規則的。不難看出，在挪用公款罪中，“挪用”行為屬于目的行為，而挪用公款后對公款的“使用”行為——也就是對公款的使用去向(具體用途)則屬于動機行為。比如，行為人為滿足給親人治病的需要而挪用公款一萬元，這里的“挪用”就是目的行為，“給親人治病”則是動機行為。就這兩種行為的性質來講，“挪用”行為總是違法的、對社會有害的，而使用行為則不一定違法，也不一定對社會有害。例如，挪用公款后，用公款進行營利活動或給親人治病的行為，就不是違法的。再就行為對犯罪客體的作用來講，侵害國家財經制度的總是挪用公款中的“挪用”行為，而不是挪用之后對公款的“使用”行為。有些“使用”行為(如賭博、走私等等)即使也侵害了某種客體，但它侵害的必定是另一種客體，應構成另一種犯罪(賭博、走私或其他罪)，而并不侵害挪用公款罪的客體。這就是說，這種“使用”行為對挪用公款罪的犯罪構成和社會危害性大小并無影響。

因此，刑法在規定挪用公款罪時，只需把“挪用”行為規定為犯罪的客觀要件就夠了，無需把“使用”行為也規定進來。然而，第384條卻不是這樣。如前所述，它把挪用公款之后對公款的具體用途概括為三種，并作為犯罪構成的客觀要件加以規定。不言而喻，這一規定是缺乏科學性的。

為了糾正這一立法失誤，筆者認為，應當刪去關于用途方面的規定。不論挪用公款后去干什么，都同樣構成挪用公款罪。如果挪用公款后進行的違法活動又構成了犯罪，應另立罪名與挪用公款罪并罰。如果挪用公款后進行的違法活動尚未達到犯罪的程度，可以作為挪用公款罪量刑時從重處罰的情節，而不應作為犯罪構成的客觀要件。

二.關于挪用公款歸單位使用的問題

這里所說的挪用公款歸單位使用，是指擅自挪用本單位的公款歸其他單位使用。擅自把本單位用于專項事務的公款挪用于本單位的其他事物，以及經雙方單位的領導協商同意，通過一定的手續，將本單位的公款合法出借給其他單位使用，都不屬于這里所談的情況。

按照第384條的規定，挪用公款構成犯罪的，只限于挪用公款歸個人使用的情況，挪用公款歸單位使用的一律不構成犯罪(挪用特定款物除外)。筆者認為，這一規定有失全面，而且不利于對社會主義經濟秩序的保護。前文曾已指出，挪用公款罪的社會危害性主要是表現在挪用公款用于何處，對挪用公款本身的社會危害性的大小并無影響。這一理論同樣適用于挪用公款歸單位使用的情況。也就是說，擅自挪用公款的，不論歸個人使用還是歸單位使用的情況，其社會危害性是相同的。因為挪用公款后不論歸單位使用還是歸個人使用，所侵害的社會關系是完全相同的。因此，只把挪用公款歸個人使用的規定為犯罪，把挪用公款歸單位使用的完全排除在犯罪構成之外，顯然是片面的。1989年11月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檢察院在《關于執行<關于懲治貪污罪賄賂罪的補充規定>若干問題的解答》(以下簡稱《解答》)中指出：“挪用公款后，為私利以個人名義將挪用的公款給企業、事業單位、機關、團體使用的，應視為挪用公款歸個人使用”。

這一解釋說明司法機關已經注意到挪用公款歸單位使用的社會危害性，也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解決挪用公款歸單位使用的案件。但遺憾的是，該解釋附有“以私利”的前提條件，而且最終還是視為挪用公款“歸個人”使用，不能從根本上解決挪用公款歸單位使用的定罪量刑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