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筆者認為，不能簡單地把行為共同說算作主觀主義，把犯罪共同說算作客觀主義。二者的分歧并不在于主觀和客觀這兩種認識立場，而在于事實意謂和法律意義這兩種語詞視角。具體而言，行為共同說的理論基礎是行為心理主義，研究方法是社會學觀察，根據這種觀點，共同過失犯罪作為社會現象應得到刑法的分析與歸類;犯罪共同說則完全是刑法原則下的演繹，在認識論和方法論上都未出傳統刑法理論的范圍，因此它不承認在刑法上可以成立共同過失犯罪，甚至否認這種社會現象的存在。

有觀點認為，犯罪共同說雖被我國刑法界廣泛采納，但行為共同說體現了刑法學與社會學的交叉，有助于突破傳統刑法理論的局限，把法律時間問題帶到社會的宏觀背景中去解決。最有助支持這一觀點的，莫過于最高人民法院2000年11月10日通過的《關于審理交通肇事刑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該司法解釋第5條第2款明確規定"交通肇事后，單位主管人員、機動車輛所有人、承包人或者乘車人指使肇事人逃逸，致使被害人因得不到救助而死亡的，以交通肇事罪的共犯論處"，與我國現行刑法第25條"共同犯罪是指2人以上共同故意犯罪。2人以上共同過失犯罪，不以共犯論處;應當負刑事責任的，按照他們所犯的罪分別處罰"直接相悖，表明行為共同說已在犯罪共同說上開了口子。

然而，筆者認為這是不妥當的，理由有以下兩點：

第一，行為共同說嚴重損害刑法科學的根基。

刑法科學在西方自貝卡里亞后漸成體系，并在與刑法實踐的互動中形成了自身特有視角和話語，而行為共同說并不遵循刑法科學的思考模式，它更多考慮事實意謂而不是法律意義。進一步講，行為共同說對共同過失犯罪的詮釋中包含有已被刑法科學所拒斥的主觀歸罪因素。盡管行為共同說會通過行為心理主義來進行爭辯，但就刑法科學維護體系統一性而言，若在刑法上認可共同過失犯罪，不僅在邏輯上難以自圓其說，也違背了設立共同犯罪制度的初衷。刑法上之所以確立共同(故意)犯罪，主要是因為行為人之間通過意思聯絡形成了互相協調的危害社會的合力，這一合力無疑要比分散的孤立的個人犯罪的總和要大得多，其社會危害性也要嚴重得多，從而也決定了它會成為刑法所打擊的重點乃至為刑事立法所詳細規定。

比如，在案例A中，甲乙二人在樓上喝酒，聽見樓下人聲鼎沸，甲說："吵了哥們兒酒興，扔個酒瓶下去教訓他們一下。"乙說："行，一人扔一個。"于是二人分別將一個酒瓶扔出窗外，致樓下的路人丙被兩個酒瓶砸中身亡;在案例B中，甲乙二人在樓上清掃，發現兩個廢棄酒瓶，甲說："這酒瓶放著礙事，咱把它扔了。"乙說："行，一人扔一個。"于是二人分別將一個酒瓶扔出窗外，致樓下的路人丙被兩個酒瓶砸中身亡。事實上，在案例A和案例B中，甲乙雙方都對扔酒瓶的行為形成了意思聯絡，從行為心理學的角度講，他們都有著共同行為和共同心態(案例A中二人均是間接故意，案例B中二人均是過失)，并且是基于此共同心態的意思聯絡實施了共同行為。但是，從傳統刑法的角度來看，雖然可以說這兩個案例中的甲乙二人在犯意上都存在聯絡，但案例A中的聯絡顯然較案例B中的聯絡更具危害性，而刑法上處理共同犯罪問題正是從這個立場而不是從行為心理主義出發，從而體現了刑法的科學性。所以，對案例A中的甲乙二人應定故意殺人罪，并作共犯處理;而對案例B中的甲乙二人應定過失致人死亡罪，不作共犯處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