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謂職務侵占罪的犯罪對象，是指非國有公司、企業(yè)、單位的非國家工作人員利用職務上的便利非法占有的本單位財物。職務侵占罪侵犯的犯罪客體是刑法所保護的非國有公司、企業(yè)、單位的財物所有權，犯罪對象則是這些非國有的公司、企業(yè)、單位所有、持有、租用的財物。財物是所有權的具體體現(xiàn)，是社會關系的物質表現(xiàn)形式。正如恩格斯指出的：“經(jīng)濟學研究的不是物，而是人和人之間的關系，歸根到底是階級和階級之間的關系，可是這些關系總是同物結合著，并且作為物出現(xiàn)。”在這里，恩格斯既明確地指出了社會關系與物的區(qū)別，又指明了物是社會關系的表現(xiàn)形式。但就職務侵占罪的犯罪對象來講，它與一般財產犯罪對象的內插與外延相比，具有其特殊性，即它不包括人，它的對象僅指財物。雖然職務侵占罪亦以侵吞、盜竊、詐騙等方式實施犯罪，但因其是以利用職務便利作為構成此罪的必備要件，故其犯罪對象又與普通盜竊、詐騙之犯罪對象有所不同，-是從這些財物的所有權屬性而言，它僅指非國有的公司、企業(yè)、單位所有的財物;二是從這些財物的自然屬性而言，其所包括的范圍更為廣泛。現(xiàn)就職務侵占罪的犯罪對象所包括的財物類型試作探討。

筆者認為，根據(jù)不同的標準，從不同的角度和不同的層面對職務侵占犯罪的對象可作如下劃分：

一、動產與不動產均可成為職務侵占犯罪的對象

動產可以成為職務侵占犯罪對象，這已是不爭的事實，但就不動產而言，能否成為犯罪的對象，一般都持否定態(tài)度，而且對此至今尚未引起人們足夠的重視和深入的研究。筆者之所以認為不動產能夠成為職務侵占犯罪的犯罪對象，就是因為非法侵占不動產的案件已是客觀存在的事實。但是，主張不動產不能成為侵犯財產罪以及職務侵占罪的犯罪對象，可以說是我國刑法理論界的通說。這種觀點認為，不動產不能成為經(jīng)濟犯罪的對象，當然也不能夠成為職務侵占犯罪的對象。這種論點的理由就在于它認為，既能窩藏又能銷售的物，才能成為侵犯財產罪的犯罪對象，只能銷售不能窩藏的物，則不屬侵犯財產罪的犯罪對象。不動產不能窩藏，故不能成為職務侵占罪的犯罪對象。其推理之所以錯誤，就在于它是以不動產不能窩藏，故不能成為犯罪對象為前提，這就難免有失偏頗。因為在司法實踐中，有的能夠銷售卻不能窩藏的財物，事實上它早已成為職務侵占犯罪的對象。例如，作為職務侵占犯罪對象中的房屋、土地、工廠、礦山等，這些“贓房”、“贓地”、“贓廠”、“贓礦”能夠銷售，但卻不能窩藏。筆者認為，“贓款”、“贓屋”、“贓地”、“贓礦”、“贓廠”，它們的共同法律屬性是“贓”，而這些“款”、“屋”、“地”、“廠”、“礦”都是物的一種，其自然屬性都是物，若以犯罪手段獲得則就成為贓物，即其自然屬性與法律屬性的統(tǒng)一即為贓物。如果以能否窩藏、能否銷售作為區(qū)分標準，那么，隨著科學技術的發(fā)展，能夠窩藏而不能銷售，能夠銷售而不能窩藏的對象就將無法窮盡，那么其犯罪對象也將無法窮盡。例如，行為人利用管理水電的職務便利，盜竊所在單位的水電就是如此，此種犯罪的對象可以銷售，但根據(jù)目前科技水平就很難將其窩藏。至于贓款不能成為銷贓罪的犯罪對象的觀點，也并非無懈可擊。例如，萊甲將其利用職務侵便利所侵吞的5萬美元贓款在“黑市”出售，賣得45萬元人民幣就足以說明贓款亦可作為贓物銷售。因此，如果按照上述標準進行思維，就脫離了當前犯罪的實際情況，特別是職務侵占犯罪的實際，不利于對這類犯罪的依法懲處。這種認識也與我國的刑法規(guī)定相違背。根據(jù)刑法的規(guī)定，財物理所當然包括動產，也包括不動產，當然不動產并不能成為所有侵犯財產犯罪的犯罪對象。不動產不被視為侵犯財產犯罪的犯罪對象，當然也就更不可能被視為職務侵占罪的對象的觀念，這在我國的刑法理論界和司法實踐部門還是相當普遍和根深蒂固的。但不動產作為職務侵占犯罪的對象，在司法實務中已是不爭之客觀事實。行為人利用職務上的便利，非法占有所在單位房屋的案件時有發(fā)生，這就足以說明職務侵占對象，如果僅僅限于動產，就難以懲處此種類型的職務侵占犯罪行為。?

關于不動產的定義，各國的立法并非完全相同，如美國、英國、加拿大、印度等國對不動產的界定范圍均有差異。有的是采取排除法，即只對動產的范圍予以法律定義，而對不動產則在刑法典中少有界定。例如，美國模范刑法典對動產的定義是：其位置能夠移動的財產，包括生長、附著或發(fā)現(xiàn)于土地之物。其含義就是，生長于土地的植物、附著于土地之上的裝飾物，發(fā)現(xiàn)于土地中的埋藏物等，均可視為動產的范圍。英國早期的普通法對動產的界定非常執(zhí)著，因此出現(xiàn)了從蘋-果樹上偷摘蘋-果的行為不是盜竊，而在果樹下面撿拾蘋-果則屬盜竊的極不合理的認定標準。其理由是：樹上的蘋-果系不動產的附屬部分，地下的蘋-果才為動產。但現(xiàn)代制定法的觀念已經(jīng)有所轉變。1968年的《盜竊法》規(guī)定有三種情況均可視為盜竊犯罪的對象：(1)以委托人或代理人的身份，“出賣或處置屬于他人的土地，或以違背信托的方式占有或構成土地組成部分的任何物品”;(2)在未獲土地占有權的情況下，“以分離或導致分離為手段或在已經(jīng)與土地分離后，占有構成土地組成部分的任何物品”;(3)在已獲土地占有權的情況下，“占有該土地上的任何裝置或建筑”。加拿大和印度刑法與英美法系的原則類似。加拿大刑法規(guī)定“使其成為可移動之物”者，即為動產;印度刑法規(guī)定“任何物品只要附著于土地而非動產，就不是盜竊對象，但一旦與其分離，就可變成盜竊對象”。鑒于加拿大和印度均屬英美法系國家，所以，英美法系中的經(jīng)濟犯罪對象有務求明確而不惜繁瑣的特點。對于不動產可以構成一些經(jīng)濟犯罪的對象，例如可以成為職務侵占罪的對象。

對于不動產的范圍，國外刑法雖然少有明確界定，但在國外的民法典中多有規(guī)定。一般都認為不動產是指不可移動，或移動后會改變其用途或價值之物，其范圍一般認為包括土地、湖泊、礦藏、水流、山林、草原、灘涂及其之上的定著物。自然資源屬于不動產并五分歧，但對其上的定著物，哪些為不動產則有不同看法。依德國民法第93條至95條規(guī)定，不動產除土地外，還包括土地之上的分建筑物。法國民法則從性質、用途、目的將不動產分為三種，較德國的范圍廣泛。依照法國民法第524條規(guī)定，依其用法，下列各物為不動產，即“因耕作土地所用之獸類”：“農業(yè)之器具”：“池沼中之魚”：“鑄造之器具”……等等。該條還規(guī)定：“縱屬動產，如其所有人以水不能分離之方法，附著于不動產者，亦依其用法為不動產。”日本民法第86條規(guī)定：“土地及其定著物，為不動產。”其定著物的內容，與德國民法主要內容相同。我國臺灣“民法”第66條第1項關于不動產的規(guī)定，亦與日本相同。我國大陸民法對不動產的含義及范圍沒有規(guī)定。理論上有人認為，不動產指不能移動或移動后會改變其用途和價值之物，如土地、建筑物、樹木等。有人認為，不動產指不能移動位置，移動后會引起性質、形狀改變之物，如土地、房屋。還有人認為，不動產為不能移動或移動后會引起性質和經(jīng)濟價值改變之物。從上述觀點來看，不動產有兩個特點：-是不動產不能移動，二是移動后就要改變用途和價值，或者改變性質、形狀，或改變性質和經(jīng)濟價值。筆者認為，不能移動系不動產的基本屬性，至于移動后是否改變用途、價值、性質、形狀等，則不能反映所有不動產的特征。例如，成熟了的莊稼、水果收獲后并不改變其用途和價值;經(jīng)濟林木、花卉移栽之后，并不改變其形狀、性質等。因此，不動產的基本特征是具有不可移動性，即具有永久固定性。為了全面準確地把握不動產的特征，可將不動產分為兩類：一類是絕對不動產，即絕對不能移動，移動后就會改變性質、價值等，如土地、房屋。將土地上的土層移動之后就變成泥土而不是土地，將房屋上的磚瓦等物移動之后就成為建筑材料而不再屬于房屋的組成部分即房屋。另一類是相對不動產，這類財產可依物主意思屬于永久性固定或在一定期限內相對固定并可移動，移動后一般不會損壞原有價值或損壞不大，例如樹木、花卉、蔬菜等土地上的附著物。相對不動產與動產區(qū)別不大，可視其具有動產性質并可成為職務侵占犯罪對象，對此一般沒有爭議。在刑法理論上爭論較大的主要是絕對不動產能否成為職務侵占犯罪的對象。我國刑法對于不動產能否成為犯罪對象沒有明確規(guī)定，傳統(tǒng)刑法理論認為不動產不能成為犯罪對象，但近幾年也有學者提出不動產可以成為犯罪對象的主張。筆者認為，不動產可以成為犯罪的對象已是客觀存在的事實，而且此種類型的案件將呈明顯的上升趨勢。隨著對刑法理論和司法實踐的探討研究的深入，必將成為一種共識。若在刑事立法上對此予以明文確認，將有利于打擊此類犯罪。在刑法解釋上應當將動產與不動產均視為犯罪的對象，否則，對一些職務侵占犯罪就無法處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