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運用視聽技術獲取賄賂犯罪案件的再生證據

根據我國《刑法》第一百八十五條規定，賄賂罪包括三個罪名，即：受賄罪、行賄罪和介紹賄賂罪。作為賄賂犯罪較之其它犯罪而言，是一種高智能的“隱形犯罪”。此類犯罪證據種類少，加之犯罪分子大都具有較強的反偵查能力，因而取證難、定案難是當前檢察機關面臨的主要問題，有人曾一度發出了“以后賄賂案件沒法辦”的感嘆。

《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第九十二條第二款規定：傳喚、拘傳持續的時間最長不得超過十二小時，不得以連續傳喚、拘傳的形式變相拘禁犯罪嫌疑人。《刑訴法》第九十六條又規定：犯罪嫌疑人有被偵查機關第一次訊問后或者采取強制措施之日起，可以聘請律師為其提供法律咨詢，代理申訴、控告。犯罪嫌疑人被逮捕的，聘請的律師可以為其申請取保候審。在《刑訴法》的其它規定中也增加了很多保護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利益的條款。因此，以往單獨靠突破犯罪分子口供辦理賄賂案件的初查、偵查、預審方式，已遠不適應當前斗爭的需要。如何開辟新的取證渠道、拓寬查案思路，變以往突破犯罪分子口供為獲取扎實可靠的犯罪證據，是當前擺在檢察機關面前一個亟待解決的重要問題，律霸網小編認為，研究如何運用視聽技術獲取賄賂案件的再生證據是開辟取證渠道，證實犯罪的有效途徑，對當前乃至今后的賄賂案件查證工作具有十分重要的實踐意義。

一、查辦賄賂案件過程中犯罪分子的反偵查活動決定了證據的再生賄賂犯罪案件與其它犯罪案件一樣，犯罪分子為了掩蓋犯罪事實，逃脫法律追究和制裁，則極力進行串供、毀證等一系列反偵查活動。反偵查活動是一種客觀存在，它是基于犯罪分子的犯罪活動而展開的，二者之間存在著必然的聯系，處于同一矛盾體中。正因為反偵查活動客觀物質性，決定了它一旦發生，必然會留下抹擦不掉的痕跡。反偵查活動概括起來，包括串供、翻供、訂立攻守同盟;隱匿銷毀罪證、轉移贓款贓物;收買或打擊報復證人;找關系人為案件說情，送禮;威脅、恫嚇辦案人員等。一旦這些反偵查活動能被查明并以證據的形式固定下來，就能夠全面或部分地反映賄賂犯罪的真相，就能夠足以否定靠反偵查活動確定起來的偽證，就能和其它犯罪證據合并形成證實犯罪的證據鎖鏈。因此便自然而然地形成了該類犯罪的再生證據。由此看來，再生證據從本質上講，是能夠證明案件真實情況的事實，是刑事訴訟中，能夠部分或全面反映反偵查活動的真實情況，再現賄賂犯罪真相、證實犯罪的證據。因這類證據區別于在偵查活動中所收集、固定下來的其它犯罪證據，所以我們稱這一切反偵查活動的事實為再生證據。

二、運用視聽技術獲取賄賂案件的再生證據是當前及今后查案工作的發展方向。以上分析了再生證據的產生及其本質的特性。根據賄賂犯罪所固有的規律性看，犯罪分子的反偵查活動是緊緊圍繞偵查活動而展開的，是一種被動的行為。辦案人員若能抓住這一客觀規律，就可以運用一定的技術手段，收集、獲取該類犯罪的再生證據。隨著現代科學技術和日益發展，視聽技術已被廣泛運用到社會的各個領域，且日益發揮著其巨大的潛能。視聽資料正是這種先進技術的和產物，它是通過錄音，錄像所記錄的語言和形象、行為以及電子計算機儲存的信息來證明案件事實的證據，包括與案件事實有關的錄音磁帶、錄像帶、磁盤等，是一種新型的證據形式。它具有直觀性強、信息量大、精密度高、動作形態具有連續性等特點。因此，運用視聽技術獲取賄賂犯罪分子反偵查活動的再生證據，可以扭轉取證、定案難甚至是“騎虎難下”的被動局面，可以達到“柳岸花明”的辦案效果。相對于運用其它偵查手段而言，更有利于檢察機關深入查辦賄賂犯罪案件。

三、運用視聽技術獲取賄賂案件再生證據的基本方法。研究如何獲取賄賂案件的再生證據，首先要研究賄賂案件的犯罪規律和犯罪分子的犯罪心理。賄賂罪所包括的三個罪名(受賄罪、行賄罪、介紹賄賂罪)，三種行為之間即密切相聯，又有區別，是一種對立統一的關系。

根據三種行為人的身份、實施犯罪的動機目的以及實施犯罪后的不同心態，大體可以運用以下幾種方法：

1、行賄人不供認行賄事實，受賄人是誰或有幾個均不明確的，偵查人員在初查時可一邊以公開身份進行，虛張聲勢，故意制造緊張氣氛。一邊派出人員對行賄人進行嚴密的監控。這樣可以敦促行賄人主動找受賄人串供、訂立攻守同盟，或找關系人送禮說情，或幫受賄人轉移贓款贓物等。偵查人員在監控的同時，運用監聽電話、錄像等視聽技術手段，從中發現案件的真相，收集案件有關的再生證據，撕開案件缺口。

2、行賄人供認行賄事實，受賄人是誰已明確的，且行、受賄雙方關系密切，行賄人屬為謀取某種不正當利益而主動行賄的，可在對行賄人進行訊問之后，即讓其返還。根據行賄人的心理來分析，其交待了行賄的事實后，心理上便會產生“對不起受賄人”的感覺，按常理他便會及時找受賄人說明已交待的事實，或打電話，或捎便信等。因此，偵查人員根據這種情況，在訊問時可先充分對行賄人返回后的行蹤加以分析，預想行賄人可能要進行的活動后，進行周密安排來監控行賄人，以期獲取行受賄雙方串供的錄音、錄像等視聽資料。

3、行賄人供認行賄事實，受賄人是誰已明確，且行、受賄雙方關系一般，行賄人是因某種原因而被動實施行賄行為的，可利用行賄人贖罪的心理，讓其戴罪立功，有意安排其攜帶微型錄音機等視聽器材找受賄人“串供”，或安排行賄人約受賄人到指定的地點進行“串供”，力求獲取諸如“我為×××事給你送×××款子，檢察院正在著手調查，你看怎么辦，”等行受賄雙方談話的視聽資料。

4、行受賄之間存在中介人，即介紹賄賂人的要著力在介紹賄賂人身上獲取再生證據。也就是說利用中介人與行受賄雙方關系都熟悉的客觀因素，加強對中介與行受賄人之間來往活動的視聽技術監控。中介人有贖罪心理的可有意安排其與行、受賄人“串供”;如中介人拒不供認犯罪事實的，偵查人員可一邊向其宣傳法律，幫其權衡利弊，一邊監控其行蹤，活動，極力獲取三者之間反偵查活動的視聽資料，促成案件達到“起死回生”的效果。

5、行賄人已供認行賄事實，受賄人被采取拘留、逮捕等強制措施后仍不供認受賄事實的可根據案情適時變更強制措施，轉為取保候審或監視居住，給受賄人以串供的機會，同時對受賄人的行蹤進行嚴密的監控，抓住契機促成犯罪證據的再生，保證整體訴訟的順利進行。對于被采取監視居住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可加強與公安機關的協作，取得他們的配合和支持。由公安機關主要負責對其進行視聽手段的監控。以取得案件再生的證據，達到“欲擒故縱”的辦案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