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nóng)民龔*林坐在一輛綠色豐-田越野車里，眼看著自家的房子一點點被拆違隊拆除，已接近情緒失控。這是他剛裝修的房子，準備2011年元旦自己結婚用。
　　
　　 這時，有正在現(xiàn)場拆遷的城管拿木棒敲車子的引擎蓋。龔*林大怒：“你們都想死吧。”旁邊的村民也開始拿磚頭扔向城管。龔*林“心里有氣”，油門一踩，就向拆遷人員沖去。
　　
　　 許多人來不及躲避。李*國聽到有人大聲吼叫，等他回過頭，車子就撞了上來。李*國是盤龍城經(jīng)濟開發(fā)區(qū)副書記，他后被鑒定為輕傷（重型）。
　　
　　 除李*國外，武漢市城管局的苗*生被撞成重傷，武漢市黃陂區(qū)土地局副局長周*久輕傷，被撞的拆遷人員共有12人。
　　
　　 這是發(fā)生在2010年11月16日的拆遷沖突，沖突雙方向警方陳述了這一事實。
　　
　　 2011年4月11日，武漢市黃陂區(qū)法院對此案進行了審理，檢方指控龔*林“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這是一個非常重的罪名，對龔*林來說，對其刑罰不但將重于“故意傷害罪”，更重于“防衛(wèi)過當”。如果罪名成立，這名37歲的農(nóng)民將面臨10年及以上的徒刑。
　　
　　 這樣的罪名指控，在中國的拆遷沖突刑事案件中尚屬罕見。在法庭上，辯護律師認為公訴方濫用了“危害公共安全罪”，此案引起了國內法學界的關注，有學者認為這是一個危險的開端。
　　
　　 激烈拆違
　　
　　 龔*林生活的后湖村，屬于武漢市黃陂區(qū)盤龍城開發(fā)區(qū)，離漢口十幾公里，地處城郊，居住著大量外來人口。自2003年前，村里興起了自建房熱，這些房子絕大多數(shù)沒有建設工程規(guī)劃許可證。房子既作自住，也出租給外地人。
　　
　　 龔*林當時住的一套4層樓房，是2007年在原有的房子旁邊加蓋的自建房。那一年，妻子出車禍死亡，他帶著一雙兒女，和父母以及弟弟一家人住在這里。2010年9月，龔*林認識了外村人陳*紅，兩個人裝修房子，準備于2011年元旦結婚。
　　
　　 武漢市黃陂區(qū)的拆違行動早在2010年10月份就開始籌備，當時承諾：對于少數(shù)村民確因子女分家、婚嫁及其他正常范圍，政府“會本著以人為本的原則予以人文關懷式的處理”。村民將其理解為“不拆村民自己住的房子”，龔-家也這樣認為。
　　
　　 2010年11月16日，拆違開始，村莊就像開進了一支部隊。武漢市黃陂區(qū)副區(qū)長孫-江現(xiàn)場指揮，出動了城管、國土、公安、監(jiān)察、檢察院、法院共2040人，計劃拆除75間將近10萬平方米的違建。這在黃陂區(qū)控制和查處違法建設工作協(xié)調辦公室（下稱“控違辦”）文件中有詳細計劃。
　　
　　 龔的父親龔*明稱，直到拆違隊伍開進村莊之前的當天，他從未接到政府部門的任何告知。
　　
　　 拆違開始后，一直到中午，村民幾無阻擋。直到挖掘機開到龔*林家門口，下令開拆之時，沖突才真正醞釀。正在門口觀望的龔*林母親湯*桂，沒預料自家房子也將被拆，頓時心臟病發(fā)作暈倒。
　　
　　 也在這時，正在村外辦事的龔*林接到了村民電話：“他們要拆你家房子了。”龔*林怒沖沖地開著車返回，最后發(fā)生了連撞12拆違人員的那一幕。
　　
　　 龔*林的車后來卡在了拆遷現(xiàn)場的一個小土堆上，他被拆違隊員從車里揪出來毆打。幾名警察喊了一聲：“再打就出人命了！”城管才停手。
　　
　　 那時圍觀的村民急了，沖上去朝城管扔磚頭，很多拆遷人員被打，城管也失控了，見人就打。
　　
　　 在村委主任齊國橋的記憶里，這是后湖村民和城管發(fā)生的最大一次沖突。在2009年，村民與城管也曾因拆遷沖突發(fā)生過互毆。“如果不拆龔-家房子，村民其實就忍了。”村支書張*平告訴南方周末記者。
　　
　　 誰在違法
　　
　　 4月11日的庭審中，龔*林的辯護律師王-令提出，龔開車撞人的起因是黃陂區(qū)政府未經(jīng)合法程序就拆遷，龔*林對不法侵害具有防衛(wèi)的權利，檢方指控罪名不成立。
　　
　　 公訴方則提交證據(jù)認為拆違程序合法。公訴檢察官向法庭出示了一份報告稱：黃陂盤龍城開發(fā)區(qū)控違辦已在拆違前幾天找龔*林談過話，并下發(fā)了“違法建設拆除通知書”，并在拆違當天向其下發(fā)了“強制拆除通知書”。
　　
　　 但在公訴庭審結束后，出庭作證的控違辦人員孫*慶卻在無意間向南方周末記者透露，拆房之前，他們其實沒有和龔-談過話。到拆房那天，他們才見過一次。
　　
　　 更奇特的是，公訴方提供的“后湖村大咀灣違法建設平面示意圖”中，75間違章建設中，沒有一家的房屋特征與龔*林的房屋相符。
　　
　　 孫*慶的解釋是，龔-家的房子也在里面，只是沒有標識出來。
　　
　　 而村委會一名干部在庭審后告訴南方周末記者，認為公訴方的證據(jù)“與事實不符”，龔*林的房子不在拆除范圍之內。
　　
　　 龔*林在法庭上稱，直到他被刑拘后的第三天，盤龍城開發(fā)區(qū)的某位干部才到看守所，要他在拆違通知書、強制拆除通知書上簽字，遭到他的拒絕。
　　
　　 律師王-令在法庭上提出，盤龍城開發(fā)區(qū)管委會提供的系列證據(jù)，有作偽證的嫌疑。
　　
　　 旁聽的四十多位村民多次對公訴方證據(jù)發(fā)出抗議聲，被法庭制止。
　　
　　 一個雙方都承認的事實是：龔*林共7間房的4層小樓，屬于在原基上擴建，沒有取得土地許可證。這一點，是盤龍城開發(fā)區(qū)管委會堅持認為拆龔-家的房子沒拆錯的原因。

　　 從2003年，隨著武漢經(jīng)濟發(fā)展，外地人口涌入，后湖村出現(xiàn)了大量出租、自住一體的違章自建房。到2009年，被黃陂區(qū)認為已近“失控”，“強拆迫不得已”。

　　

　　 控違辦工作人員李-超向南方周末記者稱，政府已把村民自己居住的房子和投資房區(qū)別對待，“這是政府的苦心，但不意味著龔-家的房子不是違建房”。由于龔-家的房子夾在中間，所以“那么大的拆違行動，不可能單獨把他家的房子留下來”。

　　

　　 莫成“口袋罪”

　　

　　 在龔案中，最令人關注的是他被訴“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之前暴力抗拆者多被訴以妨礙公務罪或故意傷害罪。

　　

　　 這是可判極刑之罪。刑法第115條規(guī)定，放火、決水、爆炸、投毒或者以其他危險方法致人重傷、死亡或者使公私財物遭受重大損失的，處10年以上有期徒刑、無期徒刑或者死刑。

　　

　　 黃陂區(qū)檢察院偵監(jiān)部門一名負責人稱，龔*林的行為完全符合該罪的兩個構成要件。一是他開車撞人是故意的；二是他撞的對象屬于不特定人群，具有公共危害性，危害程度與特別嚴重的刑事犯罪相當。

　　

　　 檢方“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來指控龔*林，意味著完全排除了龔的行為是基于保護自身財產(chǎn)而在行使防衛(wèi)權。

　　

　　 這是龔父龔*明難以接受的：“我兒子保護自己的財產(chǎn)，有什么錯？”

　　

　　 在大量的拆遷、拆違糾紛中，面對政府的違法強拆行為，公民是否有行使私力救濟的權利？3年前，遼寧本溪張劍刺死強拆人員，被法院認定防衛(wèi)過當，予以緩刑處罰。這一司法案例肯定了私力救濟。

　　

　　 以這一案例作為先例，辯護律師王-令認為龔*林案也屬于防衛(wèi)過當。

　　

　　 但龔案的公訴人王久輝認為，龔*林如果反擊的是拆他房子的人，那么還能算正當防衛(wèi)，但龔撞的是現(xiàn)場其他無關的人員，所以不屬防衛(wèi)過當。

　　

　　 部分法律學者贊成王久輝的這一說法。北京大學刑法學教授儲懷植認為：“正當防衛(wèi)要在緊急的時候用，這種情況有點遠。”中國政法大學刑法學教授阮*林也認為，本案主張正當防衛(wèi)的可能性非常小。這是一次官方組織的拆違行動，至少表面上看起來是合法的，“即使拆錯了房子，有爭議，也得以后提出來”。中國政法大學教授洪道德更是認為：“這只是個財產(chǎn)問題，不可以通過侵犯人身權利的方式，來保護你的財產(chǎn)權利。”

　　

　　 多次承辦拆遷、拆違案件的北京律師夏-霖另有看法：

　　

　　 正當防衛(wèi)當然須有一定限度，但是在龔案中，龔傷的人都是拆他們家房子的拆違小組隊員，他們和開挖掘機拆房的人是一個整體。在這種緊急情況下，要他避開這些阻擋他的人，沖進現(xiàn)場去反擊那個直接侵害者，也是強人所難。

　　

　　 中國社科院法學所刑法教主任劉*文表示，在本案中，指控龔*林有罪有兩種選擇，一種是故意傷害罪，一種是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在現(xiàn)有的法律框架下，選哪一種都沒有太大的問題。故意傷害罪起刑是3年，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起刑是10年，若從贏得民心考慮，公訴機關在策略上不妨用故意傷害罪去起訴。

　　

　　 他認為，“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近幾年有擴大化解釋的趨勢。該罪本身是一個“口袋罪”，是國權刑法的產(chǎn)物。國權刑法和民權刑法相反，前者是以國家為出發(fā)點，以國民為對象的刑法；后者以保護國民利益為出發(fā)點、限制國家行為的刑法。因此，在國權刑法理念的主導下，在社會轉型時期各種利益沖突加劇、新的現(xiàn)象層出不窮時，司法者有時基于民意如把交通肇事變該罪，或出于政治考慮，例如為配合政府意愿訴之以危害公共安全罪，會激活這一口袋罪的運用。

　　

　　 事實上，已經(jīng)有學者指出，類似情況已有開端。在2010年，因不滿拆遷補償到北京三環(huán)國-貿(mào)橋上自焚的一男子，被北京市朝陽區(qū)檢方訴之“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

　　

　　 劉*文建議，如果要建設民權刑法，這類懲罰后果極其嚴重但罪狀描述又十分模糊的“口袋罪”就應當廢除。刑法條文中不應有模糊的“以其他危險方法”這樣的“口袋式”用詞。他認為，如果連立法者都預見不到，怎么能要求公眾去預見呢？所以這樣懲罰是不公平的。廢除之后，并不會影響打擊犯罪，可以用相應的罪名如傷害罪等去審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