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勞動力供大于求的今天，勞動者很可能因討要休息權而面臨丟“飯碗”的危險；同樣，當勞動者因權益遭到侵害欲要維權時，高額的訴訟成本，又像攔路虎，阻擋著勞動者的維權步伐——在現階段，一些單位的領導隨意讓員工加班加點的現象還普遍存在著，勞動者很難拿到加班補助和節假日的3倍工資，勞動者的休息權遭到漠視，國家法律被束之高閣。但奇怪的是，卻很少有員工為此向有關部門投訴。在剛剛過去的“五一”假期，河南省鄭州市勞動監察大隊竟沒有接到一起這樣的投訴，是勞動者的權益沒有受到侵害？不是。勞動者為何不依法維權？一位工會工作者一語中的：在勞動力供大于求的今天，勞動者很可能因討要休息權而面臨失業的危險。現實中，單位侵犯勞動者權益的現象五花八門，有拖欠工資的，有不簽訂勞動合同的，有不為職工辦理社會保險的……但面對單位的侵權行為，許多勞動者因為賠不起時間、精力、金錢，無奈地選擇了放棄依法討回公道的權利。漫長的訴訟，失去工作的危險，需要投入的太多精力……所有這一切構成的高昂維權成本，制約著勞動者的維權進程。鄭州市勞動監察大隊的一位工作人員講了這樣一件事：去年，他們接到一職工舉報單位不與職工簽訂勞動合同的事，經查證屬實，勞動部門對該單位依法進行查處。但這位職工卻很快被單位找借口辭退。勞動監察大隊對此也很無奈，因為對職工的任用權在單位，針對單位“合法”地報復職工的行為，勞動部門也無能為力。陜縣的薛方軍把自己的馬拉松長跑式的維權歸結為被逼無奈。1999年6月，在陜縣原店鎮新建磚廠工作的薛方軍被攪拌機無情地吞噬了左腿，造成終身殘疾。更令他傷心的是，磚廠負責人又把責任推得干干凈凈，一分錢醫療費都不付。雖然他拿到了勞動部門的工傷認定書，勞動爭議仲裁支持了他的訴訟請求，但因為單位提起訴訟，仲裁裁決書沒有發生法律效力。在法院審理時，因為單位提出申請，勞動部門再一次進行了工傷認定。漫長的4年轉眼過去了，但他的維權之旅還遠未到頭。為治病，薛家已舉債7萬元，一家人生活已陷入困境。薛方軍說，即便他最終從法律意義上贏了官司，要享受到實際工傷待遇，仍需法院強制執行，關鍵還要得到單位的配合。被折騰得精疲力竭的薛方軍說，想不到打勞動爭議官司竟這么難。雖然這樣的情況較少，但很少的個案足以阻擋很多勞動者的維權步伐。對于一個普通的勞動者，他們為了生計需要工作，為了生活需要用錢，他們沒有多少過剩的時間、精力、金錢賠進官司里去。因為那很可能是一起曠日持久的、甚至勝訴無望的官司。個人維權成本過高嚴重制約著有維權意識的人們的維權進程。面對那些徘徊在維權十字路口的勞動者，僅僅用法律不完善、勞動者不知法的理由恐怕很難搪塞。法律界人士指出，雖然《勞動法》明確規定，勞動者應依法維護自己的合法權益，任何單位都必須認真執行生效裁決，打官司時，訴訟所需費用也由敗訴方承擔。但對勞動者來說，他們必須先期繳納訴訟費用，再加上訴訟車旅費等各種花銷，對于家境并不富裕的職工來說，用10倍甚至百倍的金錢，甚至用手中的飯碗，去打官司，這個風險誰敢承擔？那些對勞動者權益肆意侵犯的企業負責人，經歷過一場讓他們顏面盡失的官司之后，很難心平氣和地對待“刺頭”職工。面對“不是我不想維權，而是成本太高”的勞動者，我們難道忍心一味地去責備他們不懂得依法維權嗎？！一位律師指出，把法律規定的勞動者的權利，變為實實在在的行動，不僅要求勞動者懂得法律，執法者嚴格執法，還要想到如何簡化程序，把維權的成本減少到最低限度，讓人們能夠維得起權。只有這樣，法律才能真正發揮它應有的作用。業內人士呼吁，把維護勞動者權益的關口盡量前移，在制定法律法規和政策時，把處于弱勢地位的勞動者的利益擺在首位，盡量減少訴訟環節，加強行政監管力度，加大對侵權者的處罰，動員并發揮群團組織如工會、婦聯、行業協會的作用，在強大合力作用下，從根本上保障勞動者的合法權益，最大限度地降低勞動者依法維權的風險。